作者：魏铁峥

　　可染先生上世纪30年代初回到徐州，在私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、在省立民众教育馆做社会教育宣传工作。

　　我在徐州艺专读书时，曾听到可染先生和萧龙士先生等在一起谈起钱食芝、闫咏百等老画家在快哉亭公园厅堂内作画，那里环境很安静。可染少年时很热爱绘画，经常在窗外窥视学习，后为老画师发现，见他态度至诚，允许他入堂学习，此后，可染拜钱老先生为师学习山水画。

　　可染先生在徐州艺专教学时，经常提示我们要认真对待速写课。他画的人物，不仅形体动态准确，面部表情也极生动深刻，这和他平时深入生活有关。同学们都知道，他经常路过徐州黄河沿，这个地方和北京的“天桥”相似，是会聚各种地方戏曲、杂耍、评书等的一个大众化的游乐场所。他经常到那里去，实际上是深入观察社会生活的。所以，他在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中所利用民间形式创作的抗日宣传画，极富生活气息。

　　1937年冬，可染先生以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名义，主编《火线》刊物，由该馆的技术工人用石印印制，每期发行1000多份。同时，还创办一份铅印的《抗战文摘》，可染先生每期都绘制抗战的插图。

　　1937年冬，由郑培心、王寄舟、姚展、胡叙之等文艺界的一批教师、学生等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。徐州会战前，他们在徐州郊区进行抗日宣传，可染先生曾为此创作一批连续宣传画。以后，该队又参加广西抗日部队十一集团军，到安徽、湖北各地县市、集镇，进行抗日宣传近两三百场。

　　1938年，“七七”抗战一周年之际，我在武昌昙花林郭沫若先生领导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，见到可染先生。当时在汉口抗日漫画展览会中，陈列着他画的轰炸、杀人比赛、奸淫、毒化四幅宣传画。以后，他在重庆继续创作了日军《残杀我负伤战士》和《今之秦桧》等等比较著名的作品。

　　1941年，政治部三厅改组以后，可染先生跟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，开始画了一些水彩画，并恢复中国画的创作。大约在1943年初受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聘请为讲师，任人物班的教学辅导。1944年冬(民国三十三年)，他在重庆开过一次个人画展，重庆文化界郭沫若、老舍等人都参观过，徐悲鸿先生写的序言和介绍，那次是我和李超兄一同去协助的。

　　1946年抗战胜利后，我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，同年秋他路过南京，我们一同回到徐州，探亲访旧，此间，他曾同郑培心、胡叙之先生等组织过“中原艺社”。在南京时他很郑重地告诉我，他同时接到两封聘书，一封是杭州国立艺专的，一封是徐悲鸿先生主持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发来的。他考虑再三，决定跟随徐悲鸿先生到北平艺专。

　　解放后，我常去北京，因他社会活动较多而接触较少。1987年秋天，我因拍电影《江姐》到北京去看望可染先生，正值他闭门谢客，在家为联合国赶制大幅水墨山水画。这是最后一次见他。